关于国库集中收付实现形式的探讨_经济学论文十篇

关于国库集中收付实现形式的探讨_经济学论文十篇

【经济论文】导语，你所阅读的本篇文章共有32889文字，由陈建建详细改正，上传于【美文档www.meiword.com】！预算是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性财政收支计划。它规定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和数量 、财政支出的各项用途和数量，反映着整个国家政策、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预算（Budget）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预测，它还涉及到有计划地巧妙处理所有变量，这些变量决定着公司未来努力达到某一有利地位的绩效。关于国库集中收付实现形式的探讨_经济学论文十篇如若你对这篇文章想说点什么，可以发表分享给大家！

关于国库集中收付实现形式的探讨_经济学论文 第一篇

一、集中核算与集中收付的联系与区别

 （一）集中核算与集中收付的相同之处是：

1.两者都能形成单一账户，把资金直接支付给商品供应商和劳务提供者。

2.两者都以统管财政性收支为前提，都是为加强财政性收支全过程的控制，改变监控手段，控制关口前移。

3.两者都以所有的财政性资金集中收付为目标，有利于形成财政内控机制。

4.两者都面临相同的法律问题。目前国内法律不支持剥夺单位核算权，同样亦不支持剥夺单位财务管理权有机构的出纳自。

 （二）集中核算与集中收付的不同之处。

1.改革的对象不同。

集中核算属于会计领域的改革，改革的对象是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体制；国库集中收付属于财政预算上层建筑的改革，改革的对象是预算执行方式。

2.管理机制不同。

集中核算把单位的会计、出纳都设立在核算中心，由中心统一行使核算和监督职能；国库集中收付则是把会计设立在单位，出纳设立在支付中心，通过会计、出纳分离来实现监督制约。

3.账户体系的支撑点不同。

集中核算由核算中心设立基本账户，用于办理所有核算单位收、支结算，财政资金从国库流出后，保存在核算中心，以核算中心为“蓄水池”进行二次控制；国库集中收付实行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预算内资金在未最终支付前，余额反映在国库（预算内资金库外存放为零），以国库为“闸门”进行最终控制。

4.集中收付实现的层次不同。

集中核算是以所有预算单位的预算内、外资金、其他资金的集中收付的集合来实现所有资金的集中收付，即在实现财政性资金集中收付的同时，实现预算单位的集中收付，从而能形成一级的资产负债总表和现金流量表；国库集中收付是宏观层面实现集中收付，不能同时实现预算单位的全部资金集中收付。因此，国库集中收付资金总量小于等于集中核算的资金总量，其一，国库集中收付不包含预算单位的其他资金的收支；其二，从单纯的集中收付的试点单位的运行来看，预算外资金仍然是拨到单位预算外支出专户上后才发生支出，存在财政国库管理机构资金账户之外的资金沉淀。

5.运行介质不同，总预算列支方式不同。

集中核算是以资金为运行介质，国库集中收付是以指标为运行介质，未发生实际支付时资金不运动；集中核算总预算以拨款数为列支依据，以拨列支，集中收付总预算以单位的实际支出为支出列支依据，以支列支。

6.财政内控机制的作用力度不同。

集中核算是将财政内部职能部门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分离，目标是实现支出的决定与支出的执行分离，彻底杜绝暗箱操作和改头换面，达到治本作用；集中收付是将财政内部资金统管，会计、出纳分离，由出纳来监督、制约会计，只有治标功效。

 （三）集中核算与集中收付的联系与转换。

1.集中核算要将单一账户体系的支撑点转移到国库，通过零余额账户或预算外资金垫支，实现预算内资金库外存放为零。

2.集中核算要将运行介质转变为指标，实现预算内外资金的指标运行；单纯的集中收付要取消预算单位的预算外支出专户，实现预算内外的指标运行模式，从形式到内容改变预算内外“两张皮”的问题。

3.国库集中收付必须实现财政内部的核算集中，通过核算集中调整财政内部运行模式，打破目前实际存在的分块割据，监督制约乏力的局面，形成一级的资金中心、财务信息中心，以提高控制和监督的水平。

 二、单纯的集中收付模式与转换的集中收付模式比较

单纯的集中收付由于会计在单位，形式上给单位会计主体未变的感觉，因而推行起来阻力相对较小，能够满足集中收付的相关要求，主要反映在库款库外存放为零；指标运行；以支列支；把大量繁琐的凭证、账簿管理工作置于单位；按支出类别确定不同的支出方式，工资支出、购买支出、项目支出实行财政直接支付，公务费、业务费实行财政授权支付，零星支出运用小额现金账户；操作上重在分月用款计划和请款制度的规范。从目前试点单位的情况看，一要解决好预算外资金支出集中的问题；二要解决授权支付的约束和适度的自由问题。从试点的情况看，有单位把上亿的资金通过授权支付划至本单位原账户，另一种是所有授权支付都必须到财政支付执行机构加盖印鉴，实质成了支付执行机构开单、盖章，是直接支付，预算单位开单、支付执行机构盖章，成了授权支付。总之，凡是要支付都得到支付中心来，适度的自由完全丧失。

转换的集中收付由于建立的基础不同，必须对原有运行方式进行改造，改造完成的标志至少包括五个方面：

1.以国库为支撑的单一账户体系，预算内资金库外存放为零。

2.预算内外资金由财政国库管理部门统一管理，统一调度。

3.预算单位会计主体不变（在资金使用权、财务开支自不变的前提下，核算体系的构架以单位为单元，即保持单位凭证、账簿自成体系）。

4.指标模式，以支列支而不是以拨列支。

5.各项支出直接支付到商品供应商。

转换的集中收付由于具有比单纯的集中收付更大的财务信息底层（包含有单位的财务支出信息），因而能够为其他各项财政改革提供更大的支持，具体地说：

一是有利于充分运用现代生产力发展成果，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办事效率。由于会计进行核算的依据绝大部分都是出纳经办的各项收支凭证，集中收付把出纳工作纳入财政支付中心，某种意义上基本具备进行会计核算的基础条件，因此，在当今电脑广泛的运用条件下，把业务量相对较少的财务工作通过集中收付再细分一次，对于省以下行政事业单位，绝对不能说是进步。反过来看，如果没有电脑在财务核算方面的成熟技术，也就没有集中核算的产生和当前如此大的覆盖面。

二是有利于完善财政自身机能，建立自我约束机制。财政内部的集中核算，必然带来财政管理方式的变革，它的实质是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分离，支出的决定与支出的执行分离。用会计核算制约财务管理，支出的执行监督支出的决定，必然形成全体财政干部参与包括财政工作的各个方面，资金运行全过程的控制机制（即：“全员、全面、全程”的“三全”监督制约内控机制）。

三是有利于收支分类的改革，为收支分类改革提供载体。转换的集中收付能够同时满足收支分类改革的三大主体：部门分类，功能分类，经济分类。在具体实践中，沙市在财政部信息中心的支持下，开发的以沙市运行模式为基础的国库集中收付管理信息系统就是按这个思路设计的。整个系统的底层是一个三维的表空间（如下图）。

附图

Ox轴：部门分类轴；OY轴：功能分类轴；

OZ轴：经济分类轴（目前是会计科目）

这三根轴加原点构成一个三维的表空间。xOY表空间反映部门与功能分类的关系，从OY轴向x方向，反映各功能分类归属哪些部门；从Ox轴向Y方向，反映某些部门收支分属那些功能，形成总预算收支明细账。xOZ表空间反映部门与经济分类的关系，从OZ轴向x方向，反映各经济分类归属哪些部门，形成支持中心总分类账；从Ox轴向Z方向，反映某些部门分属哪些经济分类，形成单位财务收支明细账（目前是会计科目一旦经济分类正式，在OZ轴会计科目之上再加一级，经济分类就得以体现了）。YOZ表空间反映的是功能分类与经济分类的对应关系，为预算执行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支付中心从形式上看处于原点，从本质上看支付中心就是x、Y、Z三轴无限延长而构成的表空间。

四是有利于预算评价体系的建立，形成财政自身完善的机能。

预算评价，实质是财政运行自身优化的内在机能。它的形成与实施，实质是拓展了财政工作领域，是中国财政运行从单摆式重复演变为三者的循环，即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评价预算，通过评价预算再指导编制预算，再执行预算，再评价预算，再指导编制预算……，使财政运行在三者循环之中实现自身否定之否定，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运行态势，提升我国财政运行水平。

但是由于会计处理是一个人为的过程，相同的经济事项不同的财务人员会有不同的财务理解。如买一包香烟，有的会计人员把它做成招待费，有的会计人员把它做成业务费，还有的会计人员把它做成会议费。三种处理应该说都没有错，各个单位的会计按不同的财务理解做成的会计资料本身就不可比，如果把这些资料摆在一起比较，本身就没有可比性，因此没有意义。如果实行转换的集中收付，各个单位财务处理集中在少数几个会计人员手中，哪怕是会计人员把会计处理做错了，但他错在一个方向因而具有可比性。因此，转换的集中收付是预算评价能够实施的组织基础，它有助于预算评价取得正确的结论。

此外还有利于促进公共财政体系尽快建立，为采购夯实基础，为会计管理改革提供便利，为会计实行权责发生制创造条件等。

 三、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收付的转换

这里主要结合沙市的转换加以说明。

1995年元月核算中心在单位资金使用权、财务开支自不变的前提下，保存单位基本会计单元的条件下开始运转，这时运行的基本特征是直接支付；各单位没有银行账户，在中心内配发内部账户，形成单一账户；在核算中心形成“蓄水池”，实施二次调节，解决财政运行中资金调度困难。

1997年6月按照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分离的指导思想，在集中资金之后，集中核算用一整套工作流程控制财政资金的分配、付出和评审，形成内部牵制和控制制度，同时取消各科室财务开支权，从运行机制上形成全局一盘棋。

1999年6月按照国库集中收付的思想，调整内部科室职能分工，以国库为支撑，改造原来的单一账户体系，全部财政供养人员纳入工资统发直达个人账户，把社保基金、粮食风险基金纳入单一账户体系，同时开始部门预算编制研究。

2000年正式把全部单位纳入部门预算范畴，正

对基金管理公司营销策略的认识与思考_经济学论文 第二篇

传统营销理论认为，营销策略(marketing  strategy)包含三大要素：(1)目标市场；(2)定位；(3)营销组合。即在制订营销策略时，我们首先要通过市场细分(market  segmentation)，选择对自己最有吸引力的一个或多个细分市场作为目标市场(target  market)，然后针对目标市场潜在顾客的心理，创造出一个属于品牌本身的独特位置，创造出一个属于品牌本身的独特位置，亦即定位(Makreting  Positioning)，最后，根据目标市场的不同、定位的差异，发展出适当的营销组合，即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发挥最大的营销效果，达成营销目标。以下我们就分三部分，结合当前基金市场的情况，来探论基金管理公司的营销策略。

 一、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

制订营销策略的第一步就是市场细分。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充分了解投资者需求，并根据这些需求的特点，选择对自己最有吸引力的细分市场，为该市场提供量体裁衣式的基金产品和服务。反思前几只开放式基金的发行，我们认为，基金管理公司停留在一种朴素的销售观念、没有对个人投资者进行细分是基金营销不力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开放式基金的潜在个人投资者，其行为特征、需求特点、影响购买决策的变量都是有差异的，如果不加区别、拉长战线，只能是无的放矢、广种薄收。外对开放式基金的潜在个人客户群体，我们可以依据不同的细分变量加以归类：比如，依据投资特征，我们可以把个人投资者分为投资意识强的股民群体、投资意识薄弱的大众群体；依据家庭年收入，分为中高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依据经常接触的金融机构，分为证券营业部群体、银行储户群体，等等。

以上只是对基金市场个人投资群体的大略划分，接下来还应该根据产品的特征或者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对市场进一步细分，细分的变量包括：地理因素（地区，城市）、人口因素（年龄、性别、收入、职业、教育背景等）、心理因素（社会阶层、生活方式、个性）、行为因素（投资的时机、追求的利益、投资频率、品牌忠诚度、知晓程度、对基金产品服务的态度）等等。

我们还应认识到，没有任何一家基金管理公司能够为所有的细分市场服务，根据公司资源、市场地位和竞争策略，进入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一个或个细分市场，即选定其为目标市场是基金管理公司的必然选择。开放式基金的目标市场的界定，我们可以分短期来看。由于国内长期投资理念并未得到个人投资者的广泛认同，而机构投资者则比较容易接受开放式基金——这在前三只开放式基金的认购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因此，在短期内，我们在个人投资者市场，尤其是投资意识薄弱的大众投资者上开发能力有限，不宣作为主要目标市场(Primar  Target)。但是，短内最显著的目标市场并不一定就是产品销售最有潜力的目标市场。考虑到积极认购前三只开放式基金的保险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只是因为目前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投资于此，以后定向募集、委托理财如果行到法规允许，它们的资金肯定会往这条路上走。相反，个人投资者这块市场的潜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因此，短期内我们要把中高收入个人投资者群体作为除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之外的主要目标市场（当然，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同时，大众投资者应作为次要目标市场(Secondary  target)，并逐步发展为开放式基金的主要目标市场。

 二、定位

定位策略是基金管理公司在竞争中决胜的关键之一。在定位的过程中，基金管理公司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目前的开放式基金市场上，本公司的开放式基金是怎样的定位？市场上的竞争者又是如何定位？策略是否能够配合营销定位？基金管理公司需要：投资者对当前市场的认识，确定投资者需要何种价值，而且这些价值不能从基金管理公司的竞争对手中获得；市场中存在哪些没有满足的需求，而基金管理公司本身是可以提供这些需求的。通过以上，基金管理公司可以系统地识别和塑造自身的差异化优势，成功地掌握最适合自己的市场利基(Market  Niche)。

基金管理公司的定位策略包括对基金产品的定位和对公司本身的市场定位。就产品定位而言，我们必须将自身的开放式基金产品的固有的特性、独特的优点、竞争优势和目标市场的特征、需求等结合起来考虑。比如，针对目标市场对基金产品业绩的需求，投资业绩记录良好的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将自己的开放式基金定位于“提供良好的业绩”；针对目标市场对降低投资风险度的需求，投资稳健、规范运作的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定位于“稳健性”；针对目标市场对增值服务的需求，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定位于“提供附加性服务”；针对目标市场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定位于“提供卓越的选择性”。总之，我们可以在包括基金产品形象和与投资者沟通方式等方面寻求产品的差异化，并力求把这些差异定位到目标市场客户的必目中，转化为产品的持续性竞争优势。

就市场定位而言，基金管理公司在市场中可“扮演”的角色通常是四类：市场领导者(Market  Leader)、追随者(Market  Follower)、挑战者(Market  Challenger)和补缺者(Marker  Nicher)。市场定位是由客户对市场的认知而决定的，但是，基金管理公司的营销人员可以采取适当的策略来影响客户对产品和市场的认知，创造更强烈的产品形象，从而建立和更改本公司的市场定位。

在当前的开放式基金市场上，华安基金管理公司作为第一家开放式基金的试点单位，在公同前已经树立起了“行业开拓者”的专业形象，为其定位于市场领导者奠定了基础。先发优势带来了明显的知名度优势和信赖度优势，华安创新的发行曾在全国13个销售城市引起轰动，众多网点甚至出现了投资者连夜队等待领取预约号的情况。为继续保有来之不易的地位，华安基金管理公司采用的策略是不断地创新，比如在进入全国开放的申购赎回当日，推出“养老投资计划”服务项目，以吸引投资者。此即应用了“最佳的防御策略即是攻击”的原理，以不断创新来提高其竞争的有效性和对客户的价值。

众多随后已经或将要推出开放式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Runnerups)，即可以采用“追随者”的市场定位，也可以采用“挑战者”的市场定位。比如，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几乎是在华安热销开放式基金的同时，推出了自己的“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采用紧密跟随的策略(Following  closely)，强调“我也是”的营销诉求，以期分享先进入者的投资收益。其他基金管理公司，还可以采用选择性地跟随策略(Following  selectively)，即在某些方面紧跟领导者，而有些方面则依自己的方式行事。定位于选择性的市场追随者，成功的关键不在市场占有率的提高，而是在市场细分化的基础上，采用集中市场全面作战策略，即集中营销战力于主要目标市场，以达到与市场领导者相同甚至更高的获利力。

当然，有的基金管理公司如果在产品创新和营销渠道等方面有重要的突破，它也可以改变角色，成为市场挑战者，在产品设计、品牌管理、造势、营销渠道巩固与强化等方面，设计一套整体营销策略，正面攻击市场领导者的弱点，最终超过其市场占有率。

 三、基金管理公司的营销组合策略

在基金管理公司确定了自身所服务的细分市场和针对细介市场寻找到公司和产品的定位后，接着就是如何针对细介市场制定有效的营销组合策略了。

 1.产品(Product)策略

包括基金产品的设计开发、基金品牌的管理和基金产品线的延伸。

投资者需求的变化、国家政策法规以及证券市场的变动都会给基金产品的创新提供机会。基金产品的构思来源可以分为两类：理念导向型(ConceptOriented)和营销导向型(Markehng  Oriented)，理念导向型构思来自于投资决策成员、基金经理等专业人士，他们通过前瞻性地，判断市场走势并从中寻找可以形成投资品种的机会。营销导向型构思来自于市场拓展人员、分销机构和客户服务人员，他们在与基金持有人的长期交往中深入了解投资者需求，从而针对客户需求特点提出产品构思。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客观上由于市场投资品种的局限性，主观上由于对投资者的分类和投资需求的界定还没有具体展开，因此，理念导向型的基金产品构思还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开放式基金的推广和投资者长期投资理念的建立和逐步成熟，从投资者需求角度出发形成产品构思将在基金产品开发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此，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在两方面着手准备，对内是组建有市场销售人员等组成的产品开发小组，健全市场部门、投资部门和研究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扩大公司内部新产品开发的构思源；对外是广开思路，与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商业银行结成战略联盟，共享产品开发研究平台，通过学习金融同业的经验，从中获取基金行业新产品的构思源泉和新的目标市场。

基金产品的特性是易模仿性，因此，当基金产品进入相对成熟期，在市场中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产品的差异性也就不那么突出了，此时就要通过基金的品牌管理以达到稳固和扩大市场占有率的目的。基金的品牌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业绩、个性和能见度。业绩是建立品牌的最重要的因素，为此，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做好本职工作”，给投资者较高的投资回报，同时，还要引导投资者在评价基金业绩时与基金的类型、投资策略和投资目标结合起来，比如，教育投资者限定在同类型基金之间进行业绩比较，而不是在不同类型基金之间进行比较（套用流行在西方基

积极财政政策“淡不出”_经济学论文 第三篇

自1998年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5年累计发行国债6600亿。但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的债务过大，除国债、外债外，还包括各种“隐性”债务，像基层财政欠账、银行坏账、社保欠账等，将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涉及国债项目的劣迹也始显报端。

与此同时，高官表示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淡出。

那么，财政政策影响何在？能否顺利“淡出”？我们试图透过对财政政策的，理解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进程。为此本报约请四位专家深入探讨。

专家们的论争是激烈的：上海财经大学丛树海教授认为，今年还不是“淡出”的理想时机，因为经济运行态势好转、民间投资启动、消费需求回升等基本条件尚未出现，而中国又面临巨大的就业和养老压力，因此维持财政投资的扩张力度是必要的；美国托列多大学张欣教授在总结美国的经验和日本的教训后更认为，债务不可怕，在当前大量银行储蓄和劳动力闲置情况下，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大胆地进入，以保持经济增长，减少资源浪费。

但是，复旦大学袁志刚教授批评说，这几年积极财政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培育危害甚大，特别是金融改革滞后和国企改革滞后，导致私人投资不旺、社会消费疲软；上海财经大学蒋洪教授认为，巨额国债将形成新一批国有企业，为未来改革背上包袱，由于在开放投资领域、资产转让价格、国企退出等方面尚无多大进展，私人投资还远不能代替投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想“淡出”但还是很难“淡出”。

本期主要发表丛树海教授和袁志刚教授的观点；张欣教授和蒋洪教授的观点将在下期刊出。本次采访得到复旦大学刘社建博士、章元博士和徐伟博士的大力帮助，谨此致谢。

《21世纪》：前不久财政部项怀诚部长表示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淡出。他提到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负面影响，一是长期使用国债的人觉得这个钱好花，形成对国债的依赖，二是国债的大量发行将为以后的通货膨胀种下祸根。

那么，目前中国要不要淡出积极财政政策？能否顺利淡出？丛教授是财政方面的专家，希望听到您的看法。

丛树海：今年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第五年，连续数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其负面效应确实存在，特别是“潜在”的财政风险。

但我认为，对国债的依赖性问题，或国债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浪费和效益不佳等现象，并不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中国财政支出决策机制、支出管理和财政法制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所导致的，与财政政策本身关系不大。

中国是否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尽快“退出”积极财政政策？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中国经济的问题确实不少，历史上，由于特定的人口政策、经济体制转型所造成的问题，是这些问题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换言之，今后几十年里我们将面临巨大的劳动就业压力和养老压力。

自1950～1970年代人口出生高峰所产生的人口增长压力，流到哪个环节哪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像现在就业中的压力，除失业、待业、下岗等形式外，协保、买断、待退等变相失业形式的存在，以及农村在今后若干年内有超过一亿剩余劳动力需要消化等，都将对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和较高速度的增长提出客观要求。再如养老问题，养老金几十年没有积累，但这些历史欠账最终不论以何种形式都是要偿还的。

自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后，中国开始调整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我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效果还是有的，包括今年发行的国债，5年累计发行国债6600亿。这些国债主要被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因而具有战略意义，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我认为，在今年人代会期间的评价是很恰当的，就是我们虽然有负债，但也给下一届留下了优良资产。投下去的几千亿国债，不仅自身对经济起到积极的扩张作用，而且对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有拉动效应，不管拉动的确切效应如何，结果肯定是拉动了。所以，五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不可否认，否则我们将看不到这几年GDP保持在7％～8％的增长速度。

问题在于，积极财政政策现在是否到了“淡出”的时候？实际上一年前项部长就曾谈到“淡出”问题。我倒认为去年提“淡出”的问题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整个经济运行态势看，1999年处于低谷，2000年开始回升，20xx年继续回升。按正常情况看，以后还将继续保持回升的态势，所以当时探讨“淡出”的问题是比较好的时机。

但是，今年谈“淡出”的问题，其时机不如去年。原因在于，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必然存在一个“退出”问题，而“淡出”又是“退出”的一种较好的战略安排，但“退出”和“淡出”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如果暂不考虑财政本身的“承受能力”，它需要三个最基本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整个经济运行态势要发生转变，即经济增长由低谷走出、出现拐点。中国经济在1999年到达谷底，2000年开始回升，如果20xx年继续回升的话，就会逐步形成拐点，对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形成支持。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重新验证经济运行的态势是否已再次处于谷底。20xx年经济增长速度比上年重新减低的事实表明，今明两年需要重新验证2000年经济运行的拐点是否真正出现和完成。

如果经济确实已经复苏，“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是合适的，否则就要拭目以待。

第二个条件是积极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要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这不仅是对私人配套投资的拉动，而且需要在政策上对私人投资起导向作用。我观察，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从数据看，这几年私人部门的投资波动很大，无法验证拉动私人投资的目标是否实现。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更加起伏不定，甚至下降。

第三个条件是积极财政政策要能明显地启动消费。而实际情况是社会总消费仍显不足。预期消费的心理比较强，如子女教育、购房、养老等等，这些心理使得人们的安全感降低，所以即使增加他们的收入，他们也不大愿意消费，因为超前消费的风险比较大。只有消费预期改变了，消费行为才会发生变化，事实上，这也是八次降息作用不明显的基本原因。所以，现在国债利率再低也是供不应求。从消费指数看，像零售商品价格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等，目前只能说是有所好转，但仍徘徊在零左右，如果这个指数能够稳定在2％～3％的水平上就会比较理想。

所以，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和所实现的程度看，今年不是选择其“淡出”的理想时机。

至于风险问题，例如人们现在谈论包括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风险比较多。有关部门测算，社会保障总的欠账是2万亿（当然还存在统计口径的问题），如果财政要用25年时间来偿还的话，则每年需偿还800亿。我认为2万亿欠账并不可怕，因为800亿只占中国财政年收入的很小一部分。

从要求整个经济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特定国情看，以就业而言，现在有指标显示失业率在3％左右，这还只是登记失业率，若把各种形式的失业加起来将是一个不小的量，如果近期就“退出”积极财政政策的话，将可能导致更大量的失业。这显然会影响社会稳定。

所以我想，一方面今明两年还需继续保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态势，以观其变，另一方面“退出”是迟早的事，但这个过程比我们预想的要长一些。

《21世纪》：有人却认为，正是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才导致民间投资被挤压，而这正是财政政策失败的地方。那么，在您看来，国债的投向和使用方式应该如何，才能把民间投资拉动起来，达到更好的效果？

丛树海：积极财政政策本身不存在太大的问题，至于某些浪费现象是由管理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国债的具体投向，我虽没有具体研究过，但我想投资基础设施这个大方向应该没有错。同时，公共投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的情况也说明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至于说对私人投资的带动效应不明显，这并非国债本身运用不合理造成的。

对私人投资的引导尚需其他政策的配套。比如将某些效益好的投资领域向私人投资者开放，放松管制，而不能只把效益差的领域留给私人来投资。另一方面，也要有松动。现在的政策对于民营企业比较严格，但民营企业只依靠自有资本进行投资肯定是不行的。此外，还需要有的管理服务和其他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否则私人投资的启动就将十分困难。

张欣：我同意对私人投资带动不够不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管理机制的问题这个观点。我补充一个例子，像中国的私人投资环境就相当不好，如我有一个朋友要申办企业，其中15％是外资，但被各个部门踢来踢去，结果没办成，因为拥有15％的外资就不好定性了，它到底算外资企业呢还是算内资企业呢？所以，不仅要对私人开放投资领域，还要有政策的配套，否则他们就只有持币观望了。

《21世纪》：现在要求向私人资本开放基础设施领域的呼声很高，请问您的看法如何？

丛树海：适当开放是可以的，但没有必要彻底开放。例如上海也正在这样做，有许多道路逐步放开给私人资本来投资，实行BOT或BOO等方式。这个领域要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只要有有利可图

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新取向_经济学论文 第四篇

20xx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再次呈现缓慢下降之势，经济运行仍然未走出紧缩状态，同时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空间也日益缩小。从政策变量看，国家财政支出加快，国家财政赤字上升，国家的减税的可能性减少，继续大幅增加国债发行的压力增大，国债投资的效应减弱。即使实行减税，降息政策，根据许多专家的意见和日本的经验教训看，能对宏观经济的增长发挥多大作用也是值得怀疑的。

鉴于目前这种严峻的财政。宏观经济形势，我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 ：

　一 大幅增加科教投入，重视以增加新技术供给来带动企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因为一方面据有关'九五'科技攻关资料来看：财政投入53亿元，引导地方和单位自筹资金达176亿元，获国内外专利1300多项，累计创造综合经济效益4300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效益950亿元，出口创汇23亿美元。照此来看，财政增加科技研究发展投入，比起基础建设来不但经济效益更好，而且更能带动民间资金跟上，因此的确值得大力增加，尤为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根据熊彼得的经济周期“技术创新决定论”认为，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浪潮是吸引企业投资，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决定性因素。而同时我国在现实上也确有大幅增加研发投入的必要性：有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薄弱，造成工业产品的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衔接甚至某些方面严重脱节，一方面许多产品供过于求，众多企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旺盛的一些产品，我国产业又不具生产能力，只能靠进口。比如每年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额都占到工业制成品总额的一半左右，而我国的机械及设备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普遍低于70%.因此除了增加国债技改贴息支出外，还应考虑大幅增加创新技术研究发展投入。其中除了组织国有科研单位针对企业的技术需要研究后再转让给企业外 ，还可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方法鼓励支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研发，以便最终促进企业的技术，技改投资，增加有效而促进经济回升。

而另外加强财政对高等教育，义务教育等的财政支持，降低学生学费负担，不但可使居民将原用于交纳学费的部份收入用于即期消费，而且还能改善其对以后教育方面的支出预期而有助于促进当前消费。而同时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等，则不但能提高我国职工素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有助于促进再就业，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二 从以基础工程设施建设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转向以制度性建设来带动经济增长。

1，进一步加快社保体系制度的完善建立。因为其意义不但在于社会稳定，改善居民的预期，促进当前消费而带动经济回升。同时还有助于减少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依赖。因为据说经济增长速度要保证一定速度的原因，是为了保持及促进就业，而促进就业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稳定。而加快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本身就直接有助于社会稳定，那么增长速度，就业水平低一些也就可能没多大关系了。而且以保经济增长速度来保就业，或许最终会像以前以保国企来保就业，保稳定那样被证明是缺乏效率，难以为继，最终不得不改的……因此还不如现在就及早调整政策，直接用部份国债资金用于扩大，加强社会保障（如扩大之民工），不要再浪费宝贵的资金去用于效益不佳的基础设施来保经济增长，就业了。而且这样做的成本更低：据最近的有关数据表明，3年5100亿的国债资金创造的就业岗位为500万人，每人每年的就业成本约为3万元左右，而现在下岗，失业人员的保障水平不过5000元左右，只有前者的6分之一。这样就意味着与基建相比，同样的国债资金除了能直接保障同样水平的人员的生活安定外，还能省下另一部份钱用于效益更好，作用更长远的教育，（尤为职业教育，再就业培训等），科技发展等等方面。而且这样更有助于解决城市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因此现在确应考虑及早调整未来国债资金使用方向，暂停效益不佳的基建项目的扫尾投入，以腾出资金来加强上述等方面，那么这种转型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应是很有利的。当然同时也应注重改革传统社会保制度，以提高社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如我在“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一文中的相关论述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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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_经济学论文 第五篇

 内容提要: 本文从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以及现阶段财政承受力方面，论述了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针对去年以来财政政策运行状况，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应注意解决的若干问题。

宏观经济　积极财政　政策实施

自90年代中期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软着陆后，特别是1998年以来，针对通货紧缩，宏观经济形势发生的许多新变化，实施了以增发国债，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现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发挥其更大的政策效应，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及时对政策实施中的某些不足进行适度调整。这对于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有效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一、今后一段时期要不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笔者认为，根据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以及财政现状，财政政策作为实施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仍然有必要、也有可能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起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必要性看，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对经济增长进一步产生及时而直接的扩张效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初步实现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已成为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所带来的直接效应是企业经济运行困难，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造成部分资源大量闲置，因此调整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拉动内需显得十分紧迫。

1996年以来，我国银行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如多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方法等等，然而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特别是由于经济结构扭曲，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效果不很理想。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税收，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就能对投资和消费需求产生及时而直接的扩张效应。时下，虽然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民间投资和对居民消费需求拉动不很明显，启动内需的效应在减弱等等，但这只能说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时间还不够，只能说明实施政策的方向、重点应作适度调整。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在暂无有效手段消费需求扩大的态势下，继续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适当加大实施力度是十分必要的。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在增量上有效地解决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况，其形成原因固然与总需求不足直接相联，但深层次的根源仍离不开结构问题。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更偏重于经济结构调整，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通过财政收支的调节，从财力上对投资方向、重点、规模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在增量上对经济结构调整起宏观性、导向性的作用。三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较好地规范财税分配关系，从分配上拉动内需，启动经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存在的诸多不利于经济高效运行，不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例如可通过税收返还等手段，调节地区间的财政收入，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解决地区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通过社会再分配的调节，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对社会上低收入者、低收入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助和救济，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既起到扩大消费需求，又起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这些都符合经济集约型增长的内在要求。

其次从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看，增发国债是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这就决定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债规模是否控制在适度区间内，我们可从决定国债承受力的两个重要的指标作些具体。一是国债余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经济学上称债务依存度，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为25～30%.我国1992年为24.59%，1996年上升到53.55%，1998年又升到60.39%，这个指标已远远大于国际警戒线，意味着驾驭宏观全局的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来自发行的国债。另一个是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统计学上称国债负担率。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国债余额最多不能超过半年GDP的45%，由于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一般为45%左右，依此测算，国债余额大体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总额，这是公认的国债警戒线。我国的财政收入（包括预算外财政收入）也只占GDP的20%，因此我国国债占GDP的比重，最高以不超过20%为宜。据测算，我国1991年为5.41%，1996年上升到5.6%，1998年又升到10%，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比率。前一指标说明我国财政运行风险加大，财政形势较为严峻；后一指标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有继续实施的空间，财政形势有相对宽松的一面。如果考虑到国债余额是从国民经济的总体和全局，而不是仅从财政收支上来考察和把握国债的数量界限的，这是一个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潜力的指标；考虑到国债余额较低情况下出现债务依存度偏高的情况，是与现行体制和财政分散程度等特殊因素相关；再考虑到目前我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居民储蓄总额有近6万亿元，相当部分未能转化为投资，在通货紧缩的态势下通过发债方式向银行借款，不但可解决建设资金不足问题，还可有效解决金融机构无法扩大高质量资产问题。鉴于上述思考的理由和根据，笔者认为，通过利用国债，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可行的，这一政策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和回旋余地，我们必须以适当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拉动经济增长。

二、作为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注重研究政策实施效应。

根据1998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状况，目前财政政策的取向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注意投资与消费双向启动。前一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投资需求，选择了基础设施为投资对象，现在看来需要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居民消费需求结合起来，实行双向启动。因为在促进GDP增长的三个因素中，消费拉动最为重要。有关专家对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作了统计计算，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在60%左右。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取得多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中间需求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最终需求状况。如果最终需求一直疲软乏力，不能有较大幅度地启动，即使有再多的投资也发挥不了作用。

针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态势，注意到消费的不同层次，以及农村消费的巨大潜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消费需求的扩大，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有：1.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增加行政事业单位中低收入者工资。适当降低企业流转税税率，增加企业所得，提高职工收入，从而扩大消费支出。2.增加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职工退休费支出，必要时可发行专用于社会保障的特种国债。3.减征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对城乡居民购买汽车、住房的消费支出，减征个人所得税。4.积极做好准备，对居民储蓄存款开征利息税。5.适当加大采购力度。6.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扩大居民的教育消费。

二是逐步解决好财政分配中“越位”与“缺位”问题。可考虑做这样几项工作：1.努力减少膨胀过度的行政管理经费，这方面的开支漏洞较多、浪费很大。可利用这次机构改革的机会，努力加以调整缩减。2.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逐步减少巨额的企业经营性亏损补贴。同时进一步理顺和改善农产品供求关系，减少价格补贴。3.随着职能和财政职能进一步转变和调整，财政应逐步退出经营性领域，对一般的经营性领域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作用是加强引导和监督，并为之创造公平而宽松的发展环境。这样通过“压、减、退”的途径，卸了部分财政包袱，就可对公品与服务的财政投资提到更靠前的序位上，投入较多的资金。当前主要用于公共工程开支，着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又必须看到，随着市场体制、技术条件的变化，教育、医疗保健、公用基础设施等准公品两重性，将带来许多新技术、新开拓的空间。特别是面对21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显得愈益重要，如何使的财力与民间的财力在发展科学与技术方面更有效地结合运用，应该成为财政政策一个重要取向，认真加以研究实施。

三是财政投入的重点取向应作适当调整。去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大规模举办投资的六大基础设施建设，即农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态环境，铁路、公路、电信设施，城市公用事业，国家储备粮仓，农村电网，经济适用房。这些方面建设是必要的，对促进经济增长意义十分重大。因此上述六个方面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关注的重点，特别是一些规模大、周期长的工程项目，应继续注入必要的资金，力争及时、高质量地建设好。但必须指出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不能忽视支柱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固定资本的更新。原因在于：第一，社会规模的固定资本的更新是拉动经济走出低谷、摆脱衰退，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演变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我们不把投资的重点适时转向技改和设备更新上，

财政管理思想论析_经济学论文 第六篇

同志认为，财政是调节经济利益关系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财政工作要集中体现国家政策，党和对财政的管理要有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党和将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作为振兴国家经济的主要目标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财政保证，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这一目标的充分实现；党和要加强财政宏观监管与调控，充分利用财政手段和财政政策，处理好财政与经济的关系，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快速、高效地发展。

　一、在重申财政收支工作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本质基础上，强调财政管理要有全局观念、战略眼光的基本原则

1954年1月，兼任财政部长的他在总结财政工作时强调指出：“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因此财政工作，一定要有财有政，切不可“有财无政”，要懂得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数目字内包括轻重缓急，哪个项目该办，哪个项目不该办，这是一个性的问题。”（《邓选》1-193）同志的上述思想，正确地概括了财政在国家生活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清晰地贯彻了同志关于“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活动的范围和方向”的科学论断。（《对一九五○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和关于发行胜利折实公债的指示》，《财经政策法令汇编》（第一辑），新华书店1950年8月版，第87页）

正是由于他对财政的性的充分认识，才使他特别感受到财政管理要有全局观念、战略眼光的重要性。1954年，同志在谈财政工作时指出：“财政部提意见要从全局出发，考虑有钱没有钱，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邓选》1-193），“财政部门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邓选》1-200）这一思想对当前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考虑到我国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财政职能的履行必须坚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原则，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资源配置要优先重点保证党和的重大方针政策能够顺利贯彻实施，并根据不同情况，科学地把握好建设、社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保障力度，各项开支水平和标准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和财力可能。据此，1980年，同志在谈到经济调整的问题时就指出：财政的职能在“基本建设要退够，一些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要关、停、并、转或减少生产。行政费用（包括国防开支和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要紧缩，使财政收支、信贷收支达到平衡。生产建设、行政设施、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邓选》2-355）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职能转变的要求，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财政分配原则出发，合理调整财政支出范围和结构。

在正确处理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上，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为全体了。另一方面，全体和局部、和地方、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以什么为主导呢？如果把局部、地方、因地制宜作主导，那就要犯原则错误。一定要以、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因此，在工作的同志要经常照顾局部和地方，要因地制宜，注意到地方工作有什么困难。财政部的部长、司局长、处长应经常照顾局部，凡是地方提出的困难问题，只要是可能解决的，应热心帮助解决，如是不能解决的，也要讲清道理。在地方来讲，则应照顾全体、和集中统一，以为主体。这是因为地方是在领导下的地方，局部是在全体中的局部，因地制宜是在集中统一下的因地制宜，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邓选》1-198）

二、将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作为振兴国家经济的主要目标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财政保证

1、将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作为振兴国家经济的主要目标。早在1954年，同志作为我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就对当时同家财政出现不稳定、收支不平衡以及赤字等诸多问题，提出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他说：“六条方针有个重大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邓选》1-195）据此，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完善分配结构和方式的战略任务中，把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看作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并且把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的运行机制，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和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实现生财有道、聚财有方、用财有效、平衡发展的良性循环，作为振兴国家财政的主要目标。这是根据财经理论和当前财政实际状况确定的。

同时，这一思想还在94年制定的《预算法》中得到了充分地法制化：（1）第三条规定：“各级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2）第二十七条规定“财政公共预算不列赤字。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但是借债应当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3）第二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另有规定外，地方不得发行地方债券。”（4）第三十二条规定：“各级预算应当按照本级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5）第五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调整预算，各级不得做任何使原批准的收支平衡的预算的总支出超过总收入或者使原批准的预算中举借债务的数额增加的决定。”否则，“对免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追究行政责任。”

2、认为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是实现总任务的财力保证。同志在《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中指出：“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和其他工作一样，它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邓选》1-199）他在《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中还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财政要保证这一点。如果财政不稳固，是不能保证的。”（《邓选》1-197）当年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的贯彻执行并取得巨大的成绩，是和国家有力的财政支持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从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要求包括财政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主张国家财政不仅要妥善处理生财、聚财、用财的关系，而且还要权衡需要与可能、重点与一般、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建立起直正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以利于把有限的财力用于改革、发展和稳定，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在保障建设、有效配置资源、公平收入分配、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在同志所作的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得到坚持：“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要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和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并适应所有制结构变化和职能转变，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

三、动员一切力量，从增收节支与加强监督几方面采取措施来建设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

1、为达到振兴国家财政的奋斗目标必须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同志不仅提出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可靠的基础上，还特别强调指出：“这不光是财政部来做，要靠大家来做。”（《邓选》1-196）他还说：“总收入不应减少，并争取超过；总支出不应突破，并力求节约。这样收支都由大家包起来，才能保证预算的巩固性。大家担负起责任，就不致于突破预算。”（《邓选》1-194）要调动各个方面节约财政支出的积极性，建立健全相应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只有大家管财政，大家热心财政、事情才好办。节约也要有积极性，如果没有地方的积极性，就不可能节约，就要发生浪费。”（《邓选》1-197）同志这种依靠各方面的力量增收节支办财政的精神，对我们建设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是非常适用的指导思想。

2、完善税制，加强税收征管，不断增强税收在筹集收入，促进国家财力稳定增长，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同志指出：“在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邓选》2-337）他还指出：“在调整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已经从各方面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继续实行，不能走回头路。仍然要继续把经济搞活，发挥地方、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当然要防止盲目性，特别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

积极财政政策新议_经济学论文 第七篇

「摘 要 题」改革探索

「 正 文」1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连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核心内容是增发国债，扩大支出。1998年国债发行额为3891.0亿元，1999年为4015.0亿元，2000年为4180.1亿元，20xx年为5004.05亿元。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抵御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抑制我国经济的继续下滑、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起了有效的作用。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预测资料，国债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1.5%，1999年为2%，2000年为1.7%，20xx年为1%-2%.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对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和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万分忧心。我国财政总赤字1998年为1681.89亿元，1999年为2425.21亿元，2000年为2598.21亿元，20xx年为2598.10亿元；国债余额1998年为7765.7亿元，1999年为10542.0亿元，2000年为13674.0亿元，20xx年为16672.1亿元。使人不安是，我国经济发展对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能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我国民间投资增长缓慢（1998年集体投资增长8.9%，个体投资增长9.2%，2000年分别为9.2%和9.5%，20xx年为4.7%和0.1%），是否由于国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所导致？继续发行国债会不会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更加缺乏后劲？财政赤字的日益膨胀在日后拉动经济逐步回升的同时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甚至有人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

2　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1　扩大内需仍需加强随着国际经济增长的继续放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传导”作用的加强，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形势及外需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乐观。根据有关资料，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7年为3.6%，1998年为2.3%，1999年为0.8%，2000年为0.015%，20xx年为—0.7%（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资料是—1.8%）。所以，短期内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回升的动力仍是内需的扩大。国内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5.5%，1999年为6.3%，2000年为8.0%，20xx上为8.0%.虽然近几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我国投资增长总体上比较明显，2000年投资增长率为9.3%，20xx年为12.9%，但自20xx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减速运行，投资增速明显回落，20xx年1-11月份投资增长16.3%，1-12月份为12.9%，比1-11月份下降3.4%，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预算内投资依存度为34.6%，1999年上升到101.29%；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但是自20xx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明显回落，1999-2000年我国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增长11.4%，2000-20xx年为10.1%（其中，9、11、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0.1%、0.3%和0.3%），居民消费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难度不小。近几年内进一步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仍将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施。

2.2　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看，我国远低于多数欧美国家和国际警界线。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2.8%，2000年为15.3%，20xx年为17.5%；多数欧美国家为40%-65%；国际警界线为60%.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当国债负担率达到一定高度时便趋于回落。以英、美两国为例。英国国债负担率1945年达到216%，70年代回落到44%，目前维持在50%左右；美国1946年达到122%，70年代末回落到37%，目前维持在54%.所以，在我国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积极财政政策仍可保持其可持续性。

2.3　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是增加支出引起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因导致利率上升所引起的民间投资减少，从而国民收入下降的经济现象。由于连续几年我国在国债支出项目的安排上重点是那些直接回报率低，市场难以调节的基础设施项目（农、林、水利、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农村电网），高新技术及生态环保等，因而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未出现明显的“挤出效应”。今后，继续发行国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要注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避开对容易发生“挤出效应”的项目或部门（即竞争性的行业或产品）进行国债投资，则支出的“挤出效应”不但能够完全避免，而且会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2.4　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

提到财政赤字，人们总是想起通货膨胀。的确，通货膨胀是国债政策的重要的约束条件，当增发国债已经或即将引发通货膨胀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就必须十分慎重。然而，根据实践经验，只有当财政赤字采取了货币化的方式时，央行才会超量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1998年以来，由于我国的财政赤字采取了债务化的方式即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而且只对商行发行，再加上央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变动实际货币供给量，故连续几年来的国债发行并未诱发通货膨胀（近几年来，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行资金偏松，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国通货紧缩的阴影至今存在。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0.4%，20xx年为0.7%（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把达不到1%的价格水平的上升看作为通货紧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零售价格处于下降态势，1999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0%，2000年为—1.5%，20xx年为—0.8%.再考虑到我国货币面临的问题，在今后几年继续增发国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不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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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回顾与评价_经济学论文 第八篇

积极财政政策已实施5年有余，是我国50余年来第一次真正以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政策，必将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史中的重要一页。因此，现在我们有必要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回顾与评价，目的不仅在于肯定积极财政政策在过去5年里对经济复苏作出的贡献，还在于总结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经验，以史为鉴。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

财政政策的四大常用工具包括预算政策、税收政策、支出政策和公债政策。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基本上都可以归类为以上四大政策领域。

　（一）支出政策

1.1998年的主要措施。1998年8月，全国第四次常务委员会通过财政调整方案：（1）财政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专门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把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主要针对1998年的大洪水救灾）。

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主要增加了6个领域的投资。（1）农林水利和环境保护工程。一方面，重点安排水利工程建设投资，用于大江大河的防洪水利工程，1998年全年水利建设投资达到358亿元；另一方面，加强建设国家重点生态环境项目以及国有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十大防护林体系。（2）交通通讯建设。加快铁路、公路、机场、航道的建设，发展数字通信和移动通讯网络。（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大中型城市的排水、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城市道路和绿化等方面的项目。（4）城乡电网改造。城市电网改造主要是扩容，农村电网改造与农村电网管理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目的是做到同网同价，减轻农民负担。（5）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建设250亿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全年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投资达到年初计划数的17.5倍。（6）经济适用房建设。据统计，截止到1998年12月底，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资金总额达到2173.5亿元。

除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外，还增加了其他领域的支出。（1）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一方面，为了缓解地方的财政压力，增加转移支付20亿元，用于支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为了切实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安排144亿元补助金和借款，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2）增加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经费。为了保证灾民的基本生活，控制灾后疫情的发生，顺利开展灾后重建工作，仅财政拨付的救灾和救济经费就达83.7亿元。（3）加大财政对科教的投入力度。从1998年起的五年内，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要提高1个百分点，重点用于支持高校体制改革和高等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确保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资金需要等。

2.1999年的主要措施。1999年初增发长期国债500亿元。到年中，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又增发600亿元长期国债。这些资金仍然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在1998年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上，继续增加投资，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1999年除了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外，还增加了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投入。国家拿出153亿元用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贴息，按照“品种、质量、效益”和扩大出口的要求，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

在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提高“三条保障线”水平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1）为了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在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基础上，从1999年7月1日起，补助水平提高30％。（2）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月人均基本工资提高30％，相应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并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待遇。（3）大幅度增加扶贫资金规模，通过以工代赈方式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增加居民收入。这些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使当年财政支出增加了540亿元，受益面达8400万人。

3.2000年的主要措施。2000年初发行了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并在下半年进行了一次预算调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又增发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共计1500亿元国债资金。明确提出，这些资金原则上不上新项目，集中力量完成在建项目。这些新增国债资金主要投向五个领域：（1）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公路干线、中西部地区贫困县道路建设、铁路建设、新增100亿公斤粮库建设和中西部地区旅游设施建设。（2）水利和生态项目，包括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移民建镇、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和草场保护工程、京津周围沙源治理启动工程等。（3）产业结构调整项目，包括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城市道路交通环保等设施国产化、国防军工企业技术改造以及生物等重大科技项目。（4）教育设施，包括因高校扩招增加学生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高校建设补助等。（5）城市环保项目。

2000年，我国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研究和制定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推进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下岗职工和城市贫困人群的保障力度。当年，财政用于基本养老金补助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分别比1999年增长98.1％和50.1％；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标准，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较上年增长50％。

与此同时，2000年增发的500亿元特别建设国债，主要用于西部大开发，并且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补助。2000年，财政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和建立“三条保障线”的资金补助，共计614.7亿元。

4.20xx年的主要措施。20xx年全年发行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其中，1000亿元建设国债用于弥补前期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后续资金不足和工程收尾，500亿元特种国债支持西部大开发，主要用于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生态建设等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为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继续加大对设备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继续实施对技术改造的贴息政策。到20xx年底，国债技术改造贴息资金安排国有重点企业已开工技术改造项目781个。

在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调整建设国债资金使用方向的基础上，财政安排巨额资金，继续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同时，财政还增加了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专项安排一定规模的预算周转资金，用于缓解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季节性拖欠工资问题。20xx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性支出达982亿元，是1998年的5.18倍。据统计，截止到20xx年底，全国共有4700多万社会保障对象得到国家预算的社会保障资金补助。

5.20xx年的主要措施。20xx年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1500亿元，其中，1250亿元列入预算，其余250亿元转贷地方使用。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在建国债项目、西部开发项目、重点企业改革项目、南水北调工程、京津水资源保护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以及公检法设施建设。特别是在天然林保护工程、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科技项目等方面，除了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外，财政还增加了206亿元。20xx年全国财政用于支援农村生产、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方面的支出达到1088亿元，比上年增长18.6％。

20xx年继续实施增加居民收入的支出政策。20xx年7月1日起，再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并重点照顾退休早、基本养老金偏低的老工人、军队专业干部，再次提高了在乡老复员军人优抚待遇和建国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退休待遇水平。20xx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达到1362亿元，比上年增长38.6％。据统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由1998年底的184万人，增加到20xx年底的2060万人。

（二）税收政策

1.1998年的主要措施。1998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低迷，出口增长压力加大，我国及时调整了税收政策，以支持出口，吸引外资和减轻企业负担。具体措施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提高出口退税率。为了支持外贸出口，我国分批提高纺织原料及制品、纺织机械、煤炭、水泥、钢材、船舶换部分机电、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大“免、抵、退”税收管理办法的执行力度。

第二，降低关税税率。为了鼓励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扩大利用外资，我国调整了进口设备的税收政策，降低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的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第三，清理整顿收费。为了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1998年清理了涉及企业的性基金和收费，分三批取消了727项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

2.1999年的主要措施。1999年的税收政策进行了进一步调整，不仅继续支持出口和吸引外资，而且还对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予以鼓励。

第一，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1999年初和1999年7月1

财政工作一定要以、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同志全局财政思想综论 _经济学论文 第九篇

全局财政思想，是小平同志一以贯之的思想，它融会贯通于小平同志财政经济思想中，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些地方、部门全局观念淡薄的今天，在决定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振兴财政”的时刻，我们重温小平同志的这些教诲，倍感亲切。我们确信，只要全党上下、全国上下领会小平同志全局财政思想，树立全局财政观念，并根据这一精神办事，舍小我，为大我，一切“以、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那么，强国富民、“振兴财政”，当然是指日可待。

一、全局财政思想是小平同志一以贯之的思想

小平同志对财政经济问题十分重视。早在战争时期，作为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在繁重的军旅生活中，就十分重视并亲自过问财政经济工作，这在当时各根据地是罕见的。他依据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的现实，提出“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并强调对财经工作必须从大局着眼，有全局观念。他主张，正确的财政负担政策，必须以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必须实行“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的原则，既照顾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发展生产的需要。

解放战争时期，与刘邓大军在千里跃进大别山取得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胜利相媲美，成功地运用财政经济政策巩固了新生的根据地。他提出：“我们的财政要有很明确的政策，很正当的办法，光靠印票子不行。有了统一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加上华北的帮助，问题就可以解决”。为此，他把政策的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生计上面，抓住私人工商业是新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一事关新解放区成败的全局问题，注意保护工商业，原封不动地接管好城市，从而避免了“左”的错误对新解放区的冲击，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为军队在统治区站稳脚根和胜利进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大西南的日子里，如何解决西南地区相对集中的少数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稳定。为此，小平同志遵照主席和党的指示，强调要从国防、等战略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他主张，对少数民族地区，应该制定一套适合少数民族实际情况的政策，要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经济。小平同志的这些主张，为我党始终把少数看作为大局来抓，通过国家财政增大扶持少数民族经济的力度开了一个好头。

1953年8月，小平同志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主持全国财政工作。他上任伊始，就要求财政部门要看大事，要有战略全局观念。他说：党和同志历来重视战略问题，“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只要把战略问题和全局问题摆开来，就可以得到解决”。建国以来，我们的财政工作出了一些问题，就是因为“常常没有从大的方面出发，没有把战略问题交待清楚”。为此，小平同志向全党特别是财政系统郑重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因而“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一方面，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全体了。另一方面，全体和局部、和地方、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以什么为主导呢？“如果把局部、地方、因地制宜作主导，那就要犯原则错误。一定要以、全体、集中统一作为主导。……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不如此，就会发生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

1956年，小平同志担任，成为中国党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积极为党的“八大”确定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的这个大局而奔走，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国。1962年的“调整”，更凝结着小平的心血。他强调：“在这个过程中，第一要抓吃、穿、用的问题，……第二要抓基础工业……第三要抓国防尖端技术……这就是我们的纲”。

1975年，小平同志复出，大胆抓整顿，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粉碎“四人帮”后，成为中国党集体的核心，他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错误路线，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主持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全新事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所有这些充分表现出小平同志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的作风与传统。在财政问题上，他的全局财政思想更加成熟。小平同志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党的权威必须加强，“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他说：“现在一提就是集中过多下放大少，没有考虑该集中的必须集中的问题。必须保证某些集中”。“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额的资金，好多应该办的地方无力办的大事情，就办不了，一些关键性的只能由投资的项目会受到影响”。为此，小平同志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必须以大局为重，维护的权威，并严厉批评“的话不听，的话不听”、“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等无的行为。小平同志还表示：“对于不听、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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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若干问题述评_经济学论文 第十篇

一、积极财政政策产生的背景 

我国于1998年7月份开始，宏观调控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原来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直接导因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和影响。亚洲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2日率先在泰国爆发，然后迅速波及东南亚国家，继而冲击韩国、日本。和香港等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但整个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未直接殃及到我国，因为当年我国外贸形势比较好，外贸出口比上年增长 20.9％，使我国的对外贸易跃居世界第十位。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8％，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0.8％，迎来了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 

在当时较好的国内经济形势下，我们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可能对我国造成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已经估计到了，因为从1997年见月份以来，我国对东南亚和韩国的出口开始明显下降。但总体上看，当时对事态严重性的估计，仍有些不足，最明显的表现是，在酝酿和制定1998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方向和力度，是略为收紧的。1998年3月全国通过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1998年要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为此，人代会通过的1998年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中，经济增长率为8％，商品零售物价涨幅控制在3％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5％左右，财政赤字要比上年减少100亿元，等等。 

1998年上半年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证实，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逐步加深。上半年出口增速逐月放慢，一季度增长13.2％，4月份增长7.9％，5月份下降1.5％，6月份仅增长1.6％，整个上半年出口增长7.6％，与1997年同期相比增幅回落18.6个百分点。由于出口增速的减慢，势必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据国家的估计，上半年由于出货值增幅减慢，约影响工业生产增长减慢2.1个百分点，由此影响GDP增长减慢1个百分点。1998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更为严峻的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同时，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从1997年10月起已连续9个月出现负增长，到1998年6月末增长幅度为一2.1％，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趋势。 

通货紧缩趋势的发展使国内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得以逐步暴露，就是供需失衡。简言之，就是供给大于需求，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不得不降价销售，一方面使物价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使企业盈利减少、亏损增加。如 1998年 1～5月，全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5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9. 5％。国有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净亏损110亿元，而上年同期为净盈利91亿元，同比减利增亏201亿元。工业经济效益下滑，又集中反映到工业增长速度下滑，1998年上半年，全国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7.9％，增幅同比回落3.7个百分点。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工业经济增长的带动，工业经济增长的回落势必导致经济增长的下滑。 

我国经济总量出现供给大于需求，一方面说明国民经济已由原来的供给不足转向需求制约，反映物资供应丰富了，这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这种供大于求是低水平的、阶段性的和结构性的，一般加工工业产品的过剩很大程度上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所致，深刻地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矛盾，广大群众真正需要的东西远未得到满足，经济结构失衡是国内深层次的矛盾，它的表现形式是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国外需急剧减少，加剧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所以，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和通货紧缩的趋势，其实质性的导因，是外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内受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影响所致，前者是短期因素，后者是中长期因素，由于这两种矛盾交织并发，从而使我国的通货紧缩趋势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态势，这在其后的经济运行当中越来越得到证实。 

1998年上半年，党、面对当时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几经，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确保当年经济增长达到8％的目标，终于果断地作出较大力度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即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对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决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筹集更多的资金，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这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措施。“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运作方式和效果 

从1998年7月份开始，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大政方针已定。到2000年为止，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实行3年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最主要的特征是：以增加财政赤字、增发国债的方式来加大投资力度，通过投资增长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同时积极扩大消费和促进出口。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划分为两个阶段。 

1998年为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1998年年中，党、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连同银行的配套资金，重点用于基础设施等六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增加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特别是抓好大江大河治理，水毁工程修复，以及长江黄河中上游天然林资源保护、植树造林等。 

第二，加快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铁路主要安排京九南段复线建设等，公路按照“三纵两横”和“五纵七横”的规划，加快建设进度，电信建设主要发展数字通信和移动网络。 

第三，扩大城市环保和垃圾处理、供水、供暖、供气、城市道路和绿化等。 

第四，建设250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主要由地方按照统一标准包干建设，地方无偿提供建设用地，免除相关的税费，并由国家粮食储备局选派工程监理，保证工程质量。 

第五，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首先启动500个筹资能力较强的县级电网改造，同时抓紧进行城市电网改造。 

第六，扩大经济适用住宅建设规模 

1999年至2000年为第二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和方式有所改进，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增加了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支持；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努力增加消费；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千方百计地促进出口。1999年，我国继续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通货紧缩趋势仍继续蔓延，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严峻。1999年初，决定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形成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拉动。但当时财政只安排了5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看来，当时这个投资安排明显不足。从经济运转的实际情况来看，199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8.3％，但从三四月份以来，投资。消费、出口状况都不好，由于1998年下半年和1999年初投入的国债投资的高峰期已经基本过去，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继一季度增长22.7％之后，二季度只增长12.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季度增长7.4％，二季度回落为5.5％；整个上半年的外贸出口除5月份比上年同月有所增长外，其余各月均为下降，上半年出口下降 4 7％。这样， 1999年第 H季度经济增长只有7.1％，增幅比一季度回落1.2个百分点。从4月份以来，党、及时察觉了经济增长减慢的趋势，几经讨论研究，于7月份下发 了有关文件，决定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继续增发国债扩大投资的同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同时采取一定的促进投资和出口的税收政策，以全面经济增长。具体内容是： 

第一，加大投资力度。年中增发600亿元长期国债，除继续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外，还拿出90亿元国债用于国有企业技术改造的贴息款，相应带动了1000多亿元的银行贷款。为了鼓励投资，决定从7月1日起，对实际完成的投资额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并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购置国产设备，准许按 40％抵免企业所得税。 

第二，调整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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